胰岛素抵抗使重度抑郁症的风险加倍

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经历过严重的抑郁症。症状包括持续的悲伤、绝望、迟钝、睡眠障碍和食欲不振。导致这种严重衰弱疾病的一些因素——例如童年创伤、失去亲人或COVID-19大流行的压力——是我们无法预防的。但是胰岛素抵抗是可以预防的:它可以通过饮食、运动来减少或消除，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使用药物。

研究人员的发现被描述在一项研究中，该研究将于9月22日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美国精神病学杂志．Rasgon与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教授Brenda Penninx共同拥有该研究的高级作者身份。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是凯瑟琳·沃森博士，她是拉根团队的博士后学者。

一种常见但无声的情况

研究已经证实，我们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患有胰岛素抵抗，而且往往不自知。这种情况并不像1型糖尿病那样，是由于胰腺分泌胰岛素进入血液的能力不足引起的，而是因为全身细胞听从这种激素命令的能力下降。

胰岛素的作用是告诉我们的细胞是时候处理葡萄糖了，葡萄糖由于我们的饮食摄入，在我们的肝脏中产生或两者兼而有而涌入我们的血液。人体内的每个细胞都以葡萄糖为燃料，每个细胞表面都有受体，与胰岛素结合后，向细胞发出摄取宝贵能量的信号。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患有胰岛素抵抗: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摄入过多的热量、缺乏锻炼、压力和睡眠不足——他们的胰岛素受体不能正常地与胰岛素结合。最终，他们的血糖水平会长期偏高。一旦这些水平超过一定的阈值，诊断为2型糖尿病，这是一种可以治疗但无法治愈的疾病，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病、肾脏疾病、截肢和其他有害的健康后果。

胰岛素抵抗和一些精神疾病之间的联系已经被证实。例如，有研究表明，大约40%的情绪障碍患者有胰岛素抵抗，拉贡说。

但这些评估都是基于横断面研究——单个时间点的人口快照。一个事件是另一个事件的原因还是结果——或者两者都是其他因果因素的结果——这个问题最好通过纵向研究来解决，纵向研究通常会跟踪人们几年甚至几十年，从而确定哪个事件先发生。

作为2015年拉贡建立的研究网络中多机构合作的一部分，科学家们从一项正在进行的纵向研究中获得了数据，该研究对3000多名参与者进行了细致的监测，以了解抑郁症的原因和后果:荷兰抑郁和焦虑研究。拉根是斯坦福大学的首席研究员，潘尼克斯是整体的首席研究员。

沃森说:“荷兰的这项研究对大量受试者进行了9年的细致监测，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确定胰岛素抵抗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小组分析了601名男性和女性的数据，这些人是荷兰研究的对照对象。在他们入学时，他们从未被抑郁症或焦虑症困扰过。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1岁。

研究小组测量了胰岛素抵抗的三个指标:空腹血糖水平、腰围和循环甘油三酯水平与循环高密度脂蛋白水平的比率——HDL，被称为“好”胆固醇。

他们对数据进行了研究，以确定胰岛素抵抗的受试者在9年内患重度抑郁症的风险是否会增加。通过这三种方法，答案都是肯定的:他们发现，用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的比率来衡量，胰岛素抵抗的适度增加与重性抑郁症新病例率增加89%有关。同样，腹部脂肪每增加5厘米，抑郁症的发病率就会增加11%，空腹血糖每分升血液增加18毫克，抑郁症的发病率就会增加37%。

沃森说:“一些受试者在研究开始时就已经出现了胰岛素抵抗——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我们想更仔细地确定这种联系多久会发生。”

因此，研究人员将下一阶段的分析限制在大约400名受试者身上，这些受试者除了从未经历过严重抑郁症外，在研究开始时也没有表现出胰岛素抵抗的迹象。在这项研究的头两年里，近100名参与者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研究人员比较了这一组在未来七年内患重度抑郁症的可能性，与那些在两年内还没有产生胰岛素抵抗的参与者进行了比较。

虽然参与者数量太少，无法建立腰围和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比率的统计意义，但空腹葡萄糖的结果不仅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不太可能偶然出现)，而且具有临床意义——也就是说，重要到足以担心:在研究开始的前两年就患上前驱糖尿病的人，在9年的随访中患重度抑郁症的风险是两年前空腹血糖测试结果正常的人的2.66倍。

底线:胰岛素抵抗是严重问题的一个强大风险因素，不仅包括2型糖尿病，还包括抑郁症。

拉贡说:“通过评估肥胖和高血压等代谢性疾病患者的情绪，医疗服务提供者是时候考虑那些患有情绪障碍的人的代谢状态了，反之亦然。”“为了预防抑郁症，医生应该检查病人的胰岛素敏感性。这些测试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很容易得到，而且价格也不贵。最终，我们可以减轻终身衰弱性疾病的发展。”

Rasgon是斯坦福大学吴仔神经科学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心血管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妇幼健康研究所的成员。

该研究的其他斯坦福大学合著者包括前临床研究协调员Lexi Nutkiewicz;Julia Simard, ScD，流行病学和人口健康副教授;维克多·亨德森，医学博士，流行病学和人口健康以及神经学和神经科学教授。

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的其他研究人员以及洛克菲勒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对这项工作做出了贡献。

这项研究部分由普利兹克神经精神疾病研究联盟资助。